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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文舉發證據之譯文，應該由誰提出？
專利法第73條第1項規定：「舉發，應備具申請書，載明舉發聲明、理由，並檢附證據。」據此，在專利舉發程序中，應由舉發人負擔提出證據之客觀舉證責任。此外，針對外文書證之處理，專利法施行細則第3條第2項亦規定：「申請專利及辦理有關專利事項之文件，應用中文；證明文件為外文者，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必要時，得通知申請人檢附中文譯本或節譯本。」因此，當舉發人提出外文文獻作為舉發證據時，智慧財產局（下稱智慧局）得要求舉發人提出中文譯本，以利程序之進行。然而，在舉發程序及後續之行政訴訟中，專利權人面對其專利可能被撤銷的風險，是否適合堅守「舉證責任在舉發人」之立場？尤其，當專利權人認為對造提出之譯本或智慧局採用之機器翻譯有誤時，是否得以消極否認的方式，單純指摘翻譯錯誤而不提出己方認定正確之譯本，而冀望能在舉證責任分配制度下獲致有利之決定？對此，最高行政法院在115年5月20日作成的114年度上字第359號判決中，採取否定見解。
本案之原告為專利權人，其專利遭舉發人提出舉發。舉發人所引用之證據2為一外文書證。在智慧財產局（下稱智慧局）舉發審查期間，該局曾發函通知舉發人限期1個月內提出證據2之中譯本（下稱系爭函文），其中敘明「若逾期未提出，將依函文附件之Google中譯本進行審查」，該函文亦副知專利權人。舉發人逾期未提中譯文，專利權人亦未對該Google中譯本之正確性提出任何爭執，智慧局遂依該外文證據及Google中譯本，作成「舉發成立，應予撤銷」之審定。專利權人嗣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（下稱智財法院）提起行政訴訟，爭執該Google中譯本有多處錯誤；智財法院乃於訴訟審理期間命舉發人補提正式之中譯本，舉發人隨後亦遵期提出。然而，面對舉發人新提出之譯本，專利權人仍選擇不提出己方之譯本，而僅在書狀中指摘舉發人之新譯本不精確。智財法院最終判決專利權人敗訴。專利權人不服，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，主張智慧局未命舉發人提出正確譯本，且系爭函文中並非要求專利權人答辯，致其無從更正專利或就該譯本為答辯，而原處分所引用證據2之Google中文譯本並非舉發人所提出，不屬於舉發證據，智慧局又未使專利權人有答辯之機會，致其程序利益受損云云。
最高行政法院以前揭114年度上字第359號判決駁回專利權人之上訴。其論理摘述如下：
1. 智慧局之系爭函文已副知專利權人，然專利權人於原處分作成前並未申請更正系爭專利，復未就Google中譯本有何誤譯情事予以爭執，故智慧局作成原處分之程序並無瑕疵，亦未影響專利權人申請更正之權利。
2. 當事人於行政訴訟中，倘就外文證據之翻譯內容有所爭執，法院於必要時，得依行政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命當事人提出中文譯本，進行言詞辯論，惟當事人亦得自行提出中文譯本，以協助法院為適正裁判。本件原審曾命舉發人提出證據2之中文譯本且舉發人已提出，但專利權人僅於言詞辯論狀陳明上開中文譯本亦非精確，並未自行提出中文譯本或節譯本，則在此情況下，原判決對於舉發人所指原處分理由援引Google中文譯本而有誤部分，已分別依證據2原文詳述其技術內容，進而依證據2說明書所揭露技術內容分別判斷系爭專利各請求項之進步性，自無理由不備之情事。
3. 舉發人於舉發程序雖未提出證據2中文譯本或節譯本，惟其舉發理由書已敘明舉發人所主張之法條，並援引證據2之外文載明具體事實，暨各具體事實與證據間之關係，則智慧局依證據2所揭露之外文及圖式，參酌上開Google中文譯本，在舉發聲明範圍內，斟酌當事人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，依論理及經驗法則予以判斷，縱與舉發人主張之對應關係及比對結果不盡相同，亦非職權審酌舉發人未提出之理由，自無須依專利法第75條規定通知專利權人限期答辯。
準此可知，固然舉發人應對於其舉發主張負舉證之責，但專利權人不能因此即認為證據內容的釐清與調查與己無關，而應負有協助法院調查事實之協力義務。當專利權人對於外文證據之翻譯內容有爭執時，宜積極提出己方認可之中文譯本，以協助法院為適正之裁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