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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天剛資訊公司財報不實刑事判決談財報不實的刑事責任及要件
台北地方法院於2014年2月就天剛資訊公司財務報告不實一案作成的判決，指出天剛公司為增加財務報告業績、降低財務報告產品庫存提列呆帳數額及資金周轉的需求，與其他廠商配合進行循環交易，於實際上並無貨品出售及取得貨款的情況下，將不實之交易資訊記入天剛公司的帳冊、財務報表，依據這些財務報表所製作、依證券交易法規定應申報、公告的年度財務報告、財務業務文件有虛偽記載的情事，並依各個被告涉案情節，認定分別構成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記入不實罪、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財報不實罪。
此案涉及的爭點，為財報不實案經常探討的議題，其中包括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（違反同法第20條第2項）及同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之區別、依該二條文規定處罰時應否納入「重大性」的要件以及「重大性」的判斷標準為何。謹分述如下：
一、 財報不實相關處罰規定：
有關財務資訊不實之刑事處罰，相關條文如下：
1. 商業會計法第71條（其中包括：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；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，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）；
2. 證券交易法第20第2項（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，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）；
3. 第171第1項第1款（違反第20第2項規定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）；以及
4. 證券交易法第174第1項第5款（發行人、公開收購、證券商、證券商同業公會、證券交易所或第18條所定之事業，於依法或主管機關基於法律所發布之命令規定之帳簿、表冊、傳票、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業務文件之內容有虛偽之記載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）。
原則上，非公開發行公司的財務資訊有不實的情形，係依商業會計法第71條處罰，公開發行公司則依證券交易法第171第1項第1款（違反同法第20條第2項）或第174第1項第5款處罰。
二、證券交易法第171第1項第1款（違反同法第20條第2項）與第174條第1項第5款之區分
1. 1968年4月30日制訂證券交易法時，即於第174第1項第5款訂有財報不實的刑事責任，過了20年後，於1988年1月29日修法時，因認為證券交易法僅於第174條訂有刑事處罰規定，對於投資大眾的民事求償無法提供請求權基礎，遂於第20條第2項增訂民事責任；但到了2004年4月28日修正證券交易法時，立法者誤以為當時證券交易法僅就財報不實訂有民事損害賠償責任，疏漏已存在之第174條第1項第5款刑事處罰，而認為第20條第2項有關發行人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有虛偽不實之行為，為公司相關人之重大不法行為亦屬重大證券犯罪，有處罰之必要，遂將財報不實納入第1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受刑事制裁之事由之一，導致同一個財務資訊不實的行為，於同一法律規範下，同時存在於兩個條文，疊床架屋又刑度輕重不一的狀態。
2. 茲因自2004年4月28日修法後，對於公開發行公司財務資訊不實的行為，同時存在兩個處罰條文，法院於審理具體個案時，雖常見以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、第171條第1項第1款論罪，但對應如何與第174條第1項第5款區別，所持理由並不一致，甚或未附理由，逕行適用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，亦非少見。
3. 天剛案一審判決認為單從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及第174條第1項第5款條文之文義解釋，無法區辨兩者的適用範圍，其嘗試從證券交易法的立法目的、刑法謙抑性原則、罪刑相當原則，並以目的性限縮限制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及第174條第1項第5款的處罰範圍，認為兩者均需以「重大性」作為客觀要件，且當公開發行公司在未申報（公告）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之前所為的虛偽記載，若達到重大性標準，即該當證券交易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的要件；如虛偽記載後的申報（公告）達到重大性標準時，則屬另一構成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的行為，該當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要件；如均未達重大性標準，則適用商業會計法第71條處罰；至於非公開發行公司部分，則因不受證券交易法規範，僅適用商業會計法第71條規定予以處罰。
三、重大性之判斷
我國並未就財務資訊不實是否已達重大性建立判斷標準，台北地方法院於天剛案認為，評估公司的財務資訊不實是否具備重大性時，應同時考慮對理性投資人而言，屬於重要的質性及量性指標，量性指標是分析重大性的第一步，其從審計準則公報第51號「查核規劃及執行之重大性」第19條、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條就財務報表重編之標準以及一般美國會計實務上常用的指引，認為在處理公司因不實的循環交易所造成的財務資訊不實案件時，可以「營業收入淨額的1%」作為重大性與否的量性標準。至於質性指標方面，如果財務資訊不實是來自於公司經營階層的舞弊或不法行動，亦可認為具備重大性。
台北地方法院於天剛案中，認為證券交易法第171第1項第1款（違反同法第20條第2項）與第174條第1項第5款財務資訊不實的刑事責任應加入「重大性」作為客觀要件的見解，以避免如對不具重大性內容的不實行為，一律課以重罪，造成發行人或其負責人恐慌，且如將細微末節之事全部記載於公司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業務文件，可能造成投資人接受太多不必要的資訊，此實值得肯定。而對於證券交易法第171第1項第1款（違反同法第20條第2項）與第174條第1項第5款之區分，除天剛案所採的見解外，另有數位知名學者從立法意旨分析，認為第174條第1項第5款係比照刑法偽造文書罪量刑加重，本質上為偽造文書罪，如財務報告不實之內容具有重大性，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時，應適用證券交易法第174條第1項第5款，而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2項、第171條第1項第1款則屬證券詐欺規定，於財務報告不實之內容具有重大性，且行為人有藉不實的財報為詐欺者，始依該條處罰，此一區別方式，亦有其立論基礎，於修法前不失為可行的判斷方式。